澳门赌场玩法

学界动态
当前位置: 网站首页 >> 科学研究 >> 学界动态 >> 正文

韦勒克“文学史理想”之再思考

发布日期:2018-11-19    编辑:    点击:[]

 

20181108 08:43 来源:《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作者:刘欣

关键词:韦勒克;文学史;历史主义;价值

内容提要:韦勒克的“文学史理想”将文学的历史视为一个流动的、自我推动的总体结构,文学史家需要克服“历史主义”的限制,赋予个体及其作品独特价值。他以建构纯粹的文学“价值体系”取代了对作为客观历史事件的文学事件的解释。透过韦勒克“客观”、“冷静”的叙述,我们窥见的是他对无时间性、超历史性且具有排他性的“价值体系”的执着,这让他无力呈现个体批评家及其批评话语与整体历史进程的内在联系,并自觉规避了文学及文学观念的具体历史性和窄化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理论。

关 键 词:韦勒克/文学史/历史主义/价值 

作者简介:刘欣,男,安徽桐城人,杭州师范大学澳门赌场玩法讲师,文学博士。

 

  在文学观念、研究方法乃至学科建制层面,韦勒克(René Wellek)对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文论的影响之巨,经典化程度之高,非一般学者可及。①韦勒克作为文学研究学科性的坚实捍卫者,区分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的界限,奠定比较文学学科的基础,并以宏富的批评史写作确立了文学批评史研究的合法性。他立足英美新批评的“内部研究”,融合现象学、结构主义和俄国形式主义,尚能审时度势,兼及“外部”,不仅曾影响钱钟书等治中国文学史的学者,在“新时期”更成为文学研究领域的理论权威,主宰了几代学人的文学观念。

  但盲信韦氏的判断往往会遮蔽文论知识生产的意识形态性,以至于完全歪曲其本意。②重读韦勒克的理论需要一种“症候式”阅读,反思其理论本身的悖论性构成方式。在《文学理论》的终章“文学史”中,韦勒克特别提出一种“文学史的新理想”(a new ideal of literary history)③,借以描述其理想性文学史书写的类型。达到此种文学史理想需要分离出文学作品中的审美结构(即“内在结构”),将其视为一个流动的、自我推动的总体结构,需要克服“历史主义”(historicism)的限制,需要赋予个体及其作品独特的价值,判断其在文学史中的位置。无可否认,韦勒克的“文学史理想”在多方面超越了既有的文学史成规:他从学理上将文学史与掺杂过多社会史、思想史或批评汇编类的“文学史”区别开来,坚持面向文学本身的价值判断,在此基础上构想以文学为依据的文学史分期和类型研究,同时注重研究的系统性、整体性。但其“理想”的理论构想并非无懈可击,我们尚可追问的是,如此纯粹的“文学史理想”是否可能,它对历史主义的拒绝需要偿付哪些代价,如今又能提供何种教益。这是我们理解并反思韦勒克文学史哲学时绕不开的关键问题。

  一、文学总体的“动态结构”史

  对韦勒克而言,文学史研究的主要工作就是要对一段时期内的文学总体进行系统性把握,核心是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作品中抽绎出稳定的审美结构,描述这一审美结构的发展状况:“按照共同的作者或类型、风格类型、语言传统等分成或大或小的各种小组作品的发展过程,进而探索整个文学内在结构中的作品的发展过程。”④与此同时,还应将文学视为动态的结构,在文学史研究中呈现一部作品在鉴赏、解释、批评活动中意义的历史性变化。可见,一个理想的文学史家首先要具备的是一种全局意识或总体视角,用连续性的观点将文学看作一个完整的体系“这个完整体系随着新作品的加入不断改变着它的各种关系,作为一个变化的完整体系它在不断地增长着”⑤,即将表面孤立的文学视为文学之存在巨链上的一环,于是文学不断“进化”(evolution)

  “进化”不是斯宾塞(Herberz Spencer)、达尔文(Darwin)意义上的进步或退化,不是泰纳(Taine)和布吕纳季耶(Brunetiere)纯粹黑格尔主义的进化,也不是二元对立(创造与反映、原创与模仿、自然与人为、浪漫主义与古典主义等)的循环进化,而是一种内在于文学的“自我推动的辩证过程”⑥。对于韦勒克而言其中最重要的是文学类型(genre)史,因为文学自身参照系统的自我演化天然地构成最具“文学性”的文学史。辨认文学“自我推动的辩证过程”于是成为文学史写作的中心,但文学与其他历史现象一样,如果不加以梳理、辨析就仍是一堆不可理解的质料或无意义的永恒变化的流。让作为单个历史事件的文学作品在文学总体的历史中显示出各自的价值和地位,使每一个独立的文学事件在文学总体中仍然保持自身的价值,从而让整个文学史显示出一种意义上的连续性,这构成了韦勒克追求的文学史的理想形态:“一件艺术品不仅仅是某一序列中的一个组成单元,一根链条中的一环,它可能还处在与过去任何东西的关系之中;它也不仅像俄国和捷克的形式主义者所设定的那样,是有待于加以描述性解释分析的结构。它是由种种价值构成的总体,这些价值并不依附于这个结构,而是构成了这个结构的总体。”⑦

  问题的关键被归结为对文学的价值判断。究竟文学史家依据何种标准才能准确地锚定某一作品在文学史中的位置,韦勒克求助于文学批评家的理性分析,但即使是最公允的批评也只能在价值体系中判断文学的历史意义,而这一价值体系却只能取自文学的历史本身。这就是文学史写作中的“阐释循环”,陶东风曾指出韦勒克揭示出的这种循环是一个良性的、可逐步消解的悖论:抽象出来的价值体系(模式)建构出历史,并在历史的运动中不断修订自身,修订后的模式又建构出“新”历史⑧,循环往复。如此,价值选择成为一切文学史写作的前提,韦勒克一再强调批评家、文学史家在选择价值方面的自由,甚至认为文学的本质即价值。在《文学史上“化”的概念》一文中,他指出诗人进行价值选择时的认知“结构”是同时面对过去、现在、未来的共时性结构,主体以这种方式自由地进行价值选择,构建价值体系,并将其蕴含在艺术作品之中,批评家、文学史家则觉察、解释这一时代的文学价值体系。此处对作家、批评家、文学史家的心理描述暴露出韦勒克自身的价值取向,独立的文学事件被纳入无时间性的共时结构中,这样构成的文学总体即文学史与艾略特(T.S.Eliot)的文学“传统”或马尔罗(Malraux)的“博物馆”并无实质性差别。在此类文学史写作中,我们至多会获得基于个体价值立场的对文学事件间关联性的判断,如柏格森(Bergson)讨论古典主义文学中的浪漫主义成分,尼采(Nietzsche)论及后起大师不由自主地改变前人作品的评价和意义,艾略特认为新起作品改换传统作品的位置,还有博尔赫斯(Borges)的洞见:“每一位作家创造了他自己的先驱。作家的劳动改变了我们对过去的概念,也必将改变将来。”⑨于是博氏将卡夫卡(Kafka)的先驱追认至芝诺(Zerro)、韩愈、克尔凯郭尔(Kierkegaard)和勃朗宁(Robert Browning),他的依据是这些先驱的文本具有卡夫卡的“调子”或“特色”,即纯粹的文学“风格”上的相似性。但即使文学史作为系统的知识整体可以涵盖文学在结构、规范、功能、风格等价值形式上的变化,也依然只是从作为个体的批评史家的价值立场出发,建构共时性的“动态结构”,一套文学自我进化的谱系。

  必须指出的是,虽然时间性并不是事件组成的不变秩序,但对文学历史的描述和解释却不能建基于相对的价值选择上,一种主观的“价值决定论”不可避免地走向“目的论”的文学史观。前辈学人尝将韦勒克辩证的“动态结构”论看作对结构主义、形式主义和新批评文学史观的超越,对他律性文学史观的拒绝,在历史哲学的层面论及柏格森、克罗齐的深刻影响,结论是韦勒克对文学“历史性”颇为重视云云。以上的分析让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韦勒克“文学史理想”蕴含的历史观。那么当韦勒克在谈论“历史”时,他到底在谈论什么?

二、反“历史主义”的纯粹文学史

  韦勒克曾奇怪为何艾略特会坚持使用“历史意识”一词,却采用一种共时性的、非历史性的“历史”观。这一悖论或许同样存在于韦勒克自己的文学史理想中。我们可以从他对“历史主义”的反驳探究其“历史”哲学。

  韦勒克所谓“历史主义”是由狄尔泰(Dilthey)、文德尔班(Winalelband)、李凯尔特(Rickert)等开启的一种历史观念,在文学史观方面则以泰纳、卢格(A.Ruge)、马克思、恩格斯等人为代表,主张文学是特定社会与时代的表达,它与民族性、民族精神、时代精神息息相关,是内在于历史进程的审美建制。这种文学史进路被韦勒克视为“他律论”的典型,泰纳的“种族-时代-环境”三动因被韦勒克视为“历史主义”的典型,纯文学史理想的对立面。

  泰纳针对古典主义流于抽象、缺乏历史主义的弊病,主张从历史主义和事实出发“我们的美学是现代的,和旧美学不同的地方是从历史出发而不从主义出发,不提出一套法则叫人接受,只是证明一些规律……从历史出发不从主义出发。”⑩他运用自然界的规律,以类科学的态度来研究文学的发展史,揭示文学这种看似无规律的现象背后的规律,从“种族-时代-环境”这文学发展的“三动因”出发。“种族”即某一民族所共有的生理、心理等属性,这是文艺发展的内部因素:“时代”从历时方面研究文艺现象,而“环境”则是从共时方面进行的考察。这种起源研究的方法早在18世纪的孟德斯鸠(Montesguieu)、黑格尔(Hegel),近至斯塔尔夫人(Stael)、圣·伯夫(Sainte-Beuve)都曾提及。但通过泰纳的阐述才形成完备的理论系统,以大量史实、资料为证,运用于文学史、艺术史、政治史的研究之中。傅雷在《艺术哲学》一书的译者序中正确地指出:“从历史出发与从科学出发的美学固然还得在原则上加以重大的修正与补充,但泰纳至少已经走了第一步,用他的话来说,已经做了第一个实验,使后人知道将来的工作应当从哪几点上着手……他在欧洲学术界的影响至今还没有完全消失,多数的批评家即使不明白标榜种族,环境,时代三大原则,实际上还是多多少少应用这个理论的。”(11)在具体的文艺史研究中,他往往将社会学、文化学、风俗学、生物学、地理学等学科综合起来考察艺术品,力图呈现形成艺术品的诸种因素。泰纳在考察古希腊雕塑时就试图从希腊本土的自然环境、先民的世界观、当时的各种制度(包括艺术、体育、宗教)等方面探讨希腊雕塑的成因。

  泰纳的历史主义在韦勒克看来没有真正认识到作家的天才及其作品超出历史的独特价值:“泰纳的方法彻底低估了艺术的真实和价值,因为对他而言,艺术变成了人生的鳞爪。而艺术的精华——形式以及想象力的特定角度泰纳却置之不理。”(12)但文学史家对文学对象的选择本身已然含有价值判断,泰纳的历史主义让他将伟大的文学作品视为伟大时代的表征,这样的文学史观与其只描述、不评价的态度是矛盾的,韦勒克承认“泰纳是第一个企图从文学批评中排除价值观念的人。他自己在其《艺术哲学》中得出的结论,他错了。他宣布放弃这种主张,并分析了社会和美学价值构成的双重体系。”(13)所以关键问题不在于价值判断,而在于泰纳写作的是文学内在于历史的历史,而非超越历史的纯粹文学史“泰纳从未将进化看作是单独的文学的进化。文学只是被视为一个有机整体的历史进程的一个组成部分。”(14)但文学的历史如果不是历史进程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又是何物?即使在讨论“单独的文学的进化”时,文学史家放弃解释内在于文学进化的历史动力,去构建个人化的共时性价值结构,实际上是在放弃真正的“具体历史性”。可以说韦勒克此处以建构纯粹的文学“价值体系”取代了对作为客观历史事件的文学事件的解释。

  在反对泰纳的历史主义这一点上,可以看到深受英美新批评影响的钱钟书与韦勒克极为接近。《中国文学小史序论》一文指出文学史研究目的在于沿流溯源,确定作者及其作品的位置,这少不得要追究历史中文学演变的因果律。虽然钱氏承认历史现象确有因果关系,但作为旁观者的文学史家在他看来并没有断言因果的权利,将社会历史、时代环境因素作为总因的泰纳于是成为反例:“窃谓当因文以知世,不宜因世以求文;因世以求文,鲜有不强别因果者矣!Taine之书,可为例禁。”(15)历史主义的解释模式同样被视为“因世以求文”的过度诠释。

  虽然韦勒克在新批评处于守势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转而强调并未忽视文学研究的历史因素,但他此时仍将历史主义的文学史观简单地视为“他律论”,将从历史出发缩减为从历史知识出发研究文学,陷入一种相对主义的历史知识论:“关于全部人类知识都具有相对性,甚至全部历史知识都具有其特殊的困难之处的争论,是非常笼统的,我们实际上并不需要从这里出发来探讨文学研究的问题。”(16)那么如何超越历史及其知识的相对性,从而达到一种“客观公正”的文学史写作?韦勒克仍然乞灵于新批评式的研究进路,即“将文学作品隔离起来,集中精神去思索它,分析它,解释它,最后是作出判断”(17)。这种纯文学史的理想体现在批评史编纂中,使韦勒克仅仅局限于将个体的哲学家、批评家视为时代文学价值的构建者,用“客观”的冷静叙述在材料的基础上细致描摹其批评风貌,却无力呈现个体批评家及其批评话语与整体历史进程的内在联系,把握具体时代的历史感。如此,一部关于文学或文学观念的历史却真正规避了内在于文学的历史要素,回避了文学史的关键问题。哈里·列文(Harry Levin)尖锐地指出:“韦勒克教授甚至还谈到要超脱历史主义,并声称他的材料中‘找不到因果相关’的东西。显然,他无意做一个科学家——无意做一个解释事物原因的人。倘若如此,那他又何必要去写批评史呢?如果一部历史要想不成为一系列互不相关的事件的毫无意义的排列,那它就必然要对事物的原因进行探索并做出解释。”(18)看来,韦勒克纯文学史理想的实现需以丧失真正的历史感为代价。

三、“历史”的绝对视域

  从泰纳的历史主义开始,韦勒克进而将对“他律论”文学史模式的批判延伸至卢格、马克思和恩格斯。

  在韦勒克看来,作为黑格尔派左翼批评家的卢格糅合了黑格尔的历史主义、激进的政治主张、相对主义和进步主义,文学仅仅沦为反映、完成历史必然进程的工具。马克思、恩格斯也被视为与卢格类似的笃信历史真理的历史主义者,他们论证了历史进程将趋向无阶级社会,其中劳动分工的消除使文学不再成为专门职业,韦勒克称这是在以未来向度的黄金时代,即乌托邦中高度自由的文学图景,来打破极端的历史相对论和循环论。另一个维度,在解释文学“进化”的动力时,韦勒克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并未提供一整套完整的文学理论或文学社会学,但其批评理论并没有显出不连贯性,原因在于“它们是由其总的历史哲学贯通起来的,而且显露出可以理解的演变——早年卷入德国三、四十年代的论战形势,经过严格的经济决定论的阶段,终而采取后期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框架中比较成熟而容忍的态度。”(19)但韦勒克对这种“历史主义”的评价没有改变,恩格斯的“多元决定论”被认为只是在灵活地运用泰纳的“三动因”。面对《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共产党宣言》(1847-1848)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59)中“社会存在决定人的意识”的观点,韦勒克感到遗憾的是“无时间性的美”(20)被搁置不论了,而马克思承认的只是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对社会生活、精神生活的“制约”作用。当马克思、恩格斯谈论“历史”时,始终将人视为历史的创造性主体,相应的,人的所有创造性活动都无法越过历史范畴:“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但这里所说的人们是现实的,从事活动的人们,他们受着自己的生产力的一定发展以及与这种发展相适应的交往(直到它的最遥远的形式)的制约。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21)作为历史主体的人在这里只能在具体的历史境况中生产生活“历史”即人的全部生产实践及感性活动得以发生的绝对视域。青年恩格斯在批评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的《过去和现在》时,宣称了历史对于一切研究的原则性意义:“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我们要求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但我们认为历史不是神’的启示,而是人的启示,并且只能是人的启示。”(22)超越作为具体的历史性存在的人,试图将其创造物视为自我进化的价值系统的“文学史理想”,显然缺少的是对马克思的“历史”哲学的深度理解。

  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开始,马克思已开始将人视为可以改造世界,并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改造自身的存在物,这是因为人发展了其用于改造世界的能力,并伴随这些新能力而产生出新的需求,人的能力的增长成为历史发展的主要过程,对这种增长的需求解释了为什么存在历史:“人们之所以有历史,是因为他们必须生产自己的生活。”(23)科恩(G.A.Cohen)正确地指出,黑格尔的“人”之所以有历史是因为意识需要时间和行动来认识自己,对马克思而言,历史存在是因为人需要时间和行动来战胜自然,历史是人类辛勤劳动的历史,它经历了生产能力的发展,它的促进因素和载体是一种经济结构,当这种经济结构激发了超出它所能包含的更多的发展时,它就要灭亡。(24)黑格尔历史哲学中的核心公式在马克思那里发生了变形,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指出:“由于不仅个体的实体,甚至于世界精神,都具有耐心来经历漫长的时间里的这些形式,并有耐心来担当形成世界历史的艰巨工作(在世界史的每个形式下世界精神都曾就该形式所能表现的范围内将它整个的内容体现出来)。”(25)马克思则用社会形态(它是围绕经济结构建立起来的)取代了文化形态,生产能力的发展代替了意识的发展:“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绝不会灭亡的。”(26)所以历史构成了理解人类一切生产生活的绝对视域,任何历史性的解释事件(如文学史)无法逃避自身的历史性,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不是从远处对所发生的事情的一种反映式说明,而是对于理解其内在动力的一种贡献”(27)。卢卡奇(Lukács)则将马克思的历史哲学视为一种“批判主义”或历史的批判,即关于理论的理论、关于意识的意识“它首先摒弃社会结构的僵化性、自然性和非生成性,它揭示了社会结构是历史地形成了的,因此在任何一方面都是要服从历史的变化的,因此也必定是要历史地走向灭亡的。”(28)相较而言,韦勒克因固守其“文学史理想”,无法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述整体中把握其“历史”哲学的丰富性,更无法洞悉非历史的“价值体系”或“永恒真理”之类的主导思想往往只是统治阶级的思想。所谓“理想”的文学史写作同样具有强烈的排他性价值结构,作为批评史家的韦勒克即为典型。在1969年发表的《布拉格学派的文学理论与美学》一文中,他曾暗讽穆卡洛夫斯基(Mukarovshy)晚期的马克思主义转向,认为“改宗”后穆氏的文学史写作沦为了纯粹的意识形态描述,由其主编的《捷克文学史》(1959-1961)成为文学史中布拉格学派式微的象征。(29)从经济、社会等历史因素建构的文学史几乎都在韦勒克平静的叙述中被打发为过时的方法。

  建构关于文学总体“动态结构”的纯粹文学史,使超历史的文学“价值系统”被文学史家揭示,韦勒克最终将其文学史理想描述为一片合唱之声:“文学通过各个时代清晰地震响——宣告了人类对时间和命运的蔑视,对无常、相对和历史的胜利。”(30)共时性的文学价值体系超越其时代限制,成为凌驾于历史之上的人类共同财富。透过韦勒克“客观”、“冷静”的叙述,我们窥见的是他对无时间性、超历史性“价值”的执着,这让他自觉规避了文学及文学观念的具体历史性。历史己然证明,对其“文学史理想”的反抗及新一轮历史主义的回归,让新批评之后的文学史、批评史的写作进入了新的阶段。

1984年三联书店出版的“现代外国文艺理论研究译丛”第一辑中收入刘象愚、邢培明等翻译的《文学理论》,成为大陆文学研究“向内转”的指南之一。这个译本1986年再版,2005年由江苏教育出版社重新推出,2010年又在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韦氏的《批评的诸种概念》(丁泓等译)1988年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罗钢等人的新译本2015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皇皇巨著《近代文学批评史》(杨岂深、杨自伍译)八卷本也从1987年至2007年由上海译文出版社陆续出齐。

  ②请见拙文《韦勒克与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文艺理论与批评》,2013年第6期:《韦勒克“文学实践论”辨正》,《中国文学批评》,2016年第3期。

  ③René Wellek and AustinWarren,Theory of Literature,New York:Penguin Books,1982,p.268.

  ④[]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305页。

  ⑤[]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306页。

  ⑥[]韦勒克:《辨异:续〈批评的诸种概念〉》,刘象愚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35页。

  ⑦[]韦勒克:《批评的诸种概念》,丁泓、余徵译,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58页。

  ⑧陶东风:《文学史哲学》,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8页。

  ⑨[阿根廷]博尔赫斯:《卡夫卡及其先驱者》,王永年等译,见《博尔赫斯全集·散文卷》(),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433页。

  ⑩[]泰纳《艺术哲学》,傅雷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0页。

(11)[]泰纳《艺术哲学》,傅雷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页。

(12)[]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4),杨自伍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版,第41页。

(13)[]韦勒克:《批评的诸种概念》,丁泓、余徵译,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58页。

(14)[]韦勒克:《批评的诸种概念》,丁泓、余徵译,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50页。

(15)钱钟书:《写在人生边上·人生边上的边上·石语》,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99页。

(16)[]韦勒克:《批评的诸种概念》,丁泓、余徵译,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22页。

(17)[]韦勒克:《批评的诸种概念》,丁泓、余徵译,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25页。

(18)[]哈里·列文:《文学批评何以不是一门精密科学》,张隆溪、刘象愚译,见戴维·洛奇编:《二十世纪文学评论》(),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版,第501页。

(19)[]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3),杨自伍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版,第288页。

(20)[]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3),杨自伍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版,第285页。

(21)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72页。

(22)[]恩格斯:《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3),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520页。

(23)[]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81页。

(24)[]G·A·科恩:《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种辩护》,段忠桥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42页。

(25)[]黑格尔:《精神现象学》(),贺麟、王玖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21页。

(26)[]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3页。

(27)[]G·A·科恩:《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种辩护》,段忠桥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42-43页。

(28)[匈牙]和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102页。

(29)关于韦勒克对穆卡洛夫斯基及其弟子“改宗”马克思主义的叙述,请见韦勒克:《辨异:续〈批评的诸种概念〉》,刘象愚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61-268页。

(30)韦勒克:《批评的诸种概念》,丁泓、余徵译,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28页。

 

关闭

地址:宁夏银川市西夏区贺兰山西路489号    邮编:750021    联系电话:0951-5093053  澳门赌场玩法(Division of planning and Finance NXU.)

0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31323334353637383940414243444546474849